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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直接投资和“全球化峰值”*
时间:2018-07-16 11:36 作者:Carlos A. Primo Braga** 来源:南开大学国经所赵泽堃 译

全球化的特点之一便是各国经济间日益增强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是由国际贸易、移民、知识和资本流动所共同促成的。各方对这一进程的态度差异巨大。近来,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民粹主义的崛起(民粹主义者认为全球化将减少就业并加剧收入差距)也对各方的态度产生了影响。自2008年以来,金融全球化的步伐大幅放缓。截至2016年,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相较于2007年的峰值水平(12.4万亿美元)[i]下降了约65%。这种调整主要与欧元区危机期间欧元区银行调控外国风险的措施有关[ii]。此外,FDI流量在过去几年间也出现了大幅波动,并且只能恢复到与2016年危机爆发前夕相当的水平。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商品贸易平均每年增长7%。然而自2008年以来,贸易增长乏力并且在某些年份低于全球GDP的增长(例如, 2016年全球经济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2.3%,而全球贸易量仅增长了1.8%)[iii]。这些趋势使得我们不禁发问,全球化是否已经达到了峰值并且正在倒退?这对FDI决策和政策又会有何影响?

一些周期性因素可以帮助解释全球贸易的放缓。总需求疲软和政治不确定性(往往拖累贸易密集型商业的投资)通常被认为是罪魁祸首。但似乎有更多的结构性力量在起作用。缩短供应链以应对环境和地缘政治的风险、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出口品中本地内容的增加,以及世界经济不断向服务业的转变也难辞其咎。

有证据表明,对外国商业利益的歧视在后危机时代大幅地增加[iv]。补贴、本地化要求和贸易融资在规避多边规则的新一轮歧视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它们对全球贸易量的确切影响很难被量化,但它们毫无疑问地使得全球贸易正在放缓。此外,科技进步(正如先进机器人技术对跨国公司“回潮”的影响所体现的那样)也影响了全球化趋势。

就FDI流动而言,寻求效率的投资(通常以出口为导向)似乎不仅受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全球价值链缩减(作为过程分散化的激励因素)和技术的影响,劳动力成本在本地化决策中则变得不那么有影响力[v]。所有这些因素都激励着我们进行本地化,转向靠近终端市场的小型、灵活的生产设施。因此,跨国公司正在重新考虑其本地化战略,以适应本地内容需求政策的更多要求,并探索工业4.0。

现在宣布我们已经达到“全球化峰值”可能还为时尚早。甚至可以说我们正处于重新设定全球生产结构的时刻,与电子商务、社交网络和娱乐相关的“数字流”如今已成为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如IMF最新的2018年预测所示)以及消费者和资本品需求的恢复,人们也应该期待传统贸易量的回升。当前,与收入相关的贸易弹性已经接近2017年的历史平均水平(1.5)[vi]

然而,世界经济逆一体化的幽灵正在游荡[vii]。最近的事态发展(例如,英国脱欧、特朗普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及其贸易伙伴的反应)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崩溃的可能性。FDI的流量和构成必然会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这些事件往往会刺激市场寻求型的投资,同时加剧对出口导向型FDI收益的怀疑。

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措施以限制这些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应解除对旨在迫使技术转让的FDI流量的限制。政策制定者还应该更加关注规则和促进数字全球化所需的基础设施。例如,应仔细评估有关本地数据存储及处理和跨境数据传输的规则,因为它们可能会威胁到数字公司的商业模式,并在这个全球化的新时代阻碍FDI的流动。



*《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是一个公开辩论的论坛。作者所表达的观点不代表CCSI或哥伦比亚大学或我们的合作伙伴及支持者的意见。《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ISSN 2158-3579)是同行评议刊物。

** Carlos A. Primo Braga(carlos.braga@affiliate.imd.org;cbraga.associado@fdc.org.br)是巴西Fundação Dom Cabral的副教授及瑞士IMD的客座教授。作者感谢Manuel Agosin、Helge Hveem和Patrick Low的同行评审意见。

[1]

[1]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87th Annual Report (Basel: BIS, 2017).

[1] WTO, “Strong trade growth in 2018 rests on policy choices,” Press/820.

[1]参见.

[1]参见M.P. Timmer et al., “An anatomy of 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 based on theWIOD 2016 release,” GGDC ResearchMemorandum, 162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2016).

[1].

[1]详情请见:Carlos A. Primo Braga, “The threat of economic disintegration,” in CarlosA. Primo Braga and Bernard Hoekman, eds., Futureof Global Trade Order (EUI, IMD and FDC, 2017), pp. 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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